追寻在孙中山左右

  宋庆龄婚后继承全力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保卫共和的斗争。讨袁、护法、北伐诸役,孙中山的所有严重举动,宋庆龄都追寻左右。她协助孙中山起草《第二次讨袁宣言》,组织出征军人慰问
会并亲率红十字会员支持北伐,伴随孙中山视察军事要塞。

  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后,孙中山怀着极度的苦闷回到上海,是宋庆龄以温顺
体贴的照顾抚平了他心中的创痕,并协助他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。在孙中山著述《建国方略》时,宋庆龄则担当了资料员、打字员和翻译。

  1918年夏,宋庆龄、朱执信帮助孙中山起草了致列宁和苏维埃的电文,表示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难斗争表示十分钦佩,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。”

  当“五四运动”产生
并影响广州后,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致广东政府电,要求释放被捕工学界代表。几个月后,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:“自北京大学先生产生
五四运动以来,一般爱国青年,无不以革新头脑,为未来革新事业之豫备。其未来奏效之伟大且久远者,可无疑也。”

孙中山不再兜圈子

  孙中山的许多文件、声明、函电等等,都出自宋庆龄之手。但她也不是机器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,而是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了解熔铸其中。她对孙中山头脑的能动作用与影响,可通过她对斯诺的讲述而窥见一斑:

  “他说得很谨慎,而他的著作也是经过编辑的,以避免
他的追寻者闹分裂。我们办事必须慎之又慎,他常常告诫我说:‘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―――兜圈子―――不能径直冲向目标’。”

  孙中山因年齿、阅历以及位置等各方面的因素的制约,他迈进的步伐有时会显得十分审慎。受过西方民主头脑熏陶的宋庆龄,以她敏锐、活泼而保守的头脑,对孙中山必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  孙中山开初制定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,虽然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反对,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威胁,可是他不再“兜圈子”,而“径直冲向目标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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